惟真求新，是我们的校训。追求真理，追求创新，贯穿了我们学校这几十年的发展之路。20年前，我们在申报博士学位授予单位的时候，很多专家就是看到了我们这种“惟真求新”的精神，并对我们老师坚守惟真之心，在探索科学的道路上敢于倾力求新，只做“原创”的精神给予了充分肯定。

在申报采矿博士点的时候，就有一段故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时任清华大学副校长的张光斗院士，是我们拜访推介的关键环节之一。当时通过我在清华的几个熟人，帮忙联系到了张院士。我们非常委婉地表示：我们学校有些事情请他帮忙，只找他谈十多分钟。当时，张院士刚从美国回来，答应第二天下午在他办公室等我们。

第二天下午，我们如约赶到张院士的办公室。当时张院士已经80多岁了，我们去拜访时他正在用放大镜看书。见面寒暄了几句，我说：“张院士您刚从美国回来，旅途劳顿，我们也不愿打扰您，但是公务在身，不得不前来拜访。”我简明扼要地说出了此行的目的，介绍了学校和专业的情况，把介绍的过程控制在了10分钟之内。

张院士十分健谈，谈完工作后并没有立即对我们学校做出评价，而是跟我们聊起了之前的人和事。通过交谈，我发现，我们还有很多交集。我是学土建专业的，先后在山东矿院和河北邯郸煤炭院校工作，和张院士的学生都很熟悉。我们谈了科研、岩石力学，谈到宋振骐院士的事。他说：“我特别赞赏的，是你们宋先生，他的岩石力学方面的成就没有走苏联的老路，而是通过自己摸索，把自己的研究与力学学科、测量学科结合，经过创新实践总结出来的，这是我们中国独创的。”他说他特别支持中国独创，不主张照抄外国的技术和研究。“我支持你们。”张院士嘱咐我们，“你们不许弄虚作假！”我向他保证：“我们学校从来不会作假，请先生放心！”

为拜访国务委员宋健同志，当时我们学校的老院长刘辛人同志给宋健写了封信，说学校有事汇报，请李斌同志面洽。我到京时，恰逢中科院召开全体院士大会。宋健同志也是院士，中午带我们一起与院士们进餐。同桌的，恰好有魏寿昆、王之玺等院士。寒暄之后，魏、王二位院士了解我是他们的校友、学弟，便聊起了宋振骐教授当选院士的过程。时任职于北京科技大学的魏寿昆院士说，他们当时非常关注煤炭系统。几十年来，他们几位老先生一直呼吁煤炭界应该选一个代表，呼吁在中科院应该有煤炭系统的院士。1991年，煤炭部报上来第一批推荐为院士的名单，几位老先生讨论后都认为不合适：“因为他们的研究和成果都不成体系，严格意义上说属于苏联体系，没有创新。”后来，看到宋振骐的材料，大家都很高兴：“宋振骐的理论体系不是苏联体系，而是产生于中国煤矿界自己的一套研究成果，是岩石力学的体系。”魏寿昆等几位院士拿着宋振骐的研究成果反复看，反复推敲，查询了很多资料，也找了一部分专家开了小范围的研讨会，大家一致认为宋振骐研究的岩石力学的体系很不错，他们三个人一致举荐宋振骐先生为院士。宋振骐当选后，有人认为这个结果有些出人意料，说宋振骐名不见经传，凭什么能当选院士？更有人诬陷魏寿昆等几个人受贿了。老先生笑着说，我们都八九十岁了，还需要钱吗？我们这一代人搞学术从来不会受贿！

还有一次，我们去清华大学看望张光斗先生的时候，我向他介绍了宋振骐院士的岩石力学理论，正好他也是岩石力学老专家，交谈中他力挺宋振骐院士的岩石力学体系，他说宋院士的理论体系是独创的，不是抄袭的。

的确，宋院士的理论体系是通过长期科研和实践积累形成的。他非常善于学习和虚心求教。1979年，他来我们力学教研室请教如何从力学上解答巷道顶板破坏过程。当时，我们就用力学解决岩层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讨论。宋振骐不是学力学的，讨论中一些专业术语他还不太了解。我就对他说，你说说吧，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。了解了他的问题后，我们通过力学相关理论进行解答。我说，其实它相当于力学上的两端固定梁，它的破坏过程是由弹性到塑性的变化过程。我给他推荐了本《结构力学》的书供他参考——在此基础上，宋院士构建了岩梁模型。后来，宋先生招的两届研究生都让我给他们上结构力学，有时候是一对一，有时候一对二，一讲就是多半年。再后来宋先生的论文里面用到了很多《结构力学》方面的理论成果，包括梁的塑形理论、板的塑形理论等。当时来说，力学里面板的塑形理论是比较高深的，而且相关的书籍也特别少，国内只有天津大学的赵祖武教授有一本著作，十来万字，宋先生研究了很多，他使巷道和整个顶板破碎的力学过程研究有了严谨的力学、数学理论基础。

据我了解，宋振骐当时的研究工作是非常认真的，除了具有比较全面的力学和采矿学理论知识，还需要配上比较先进的仪器，这样他的体系就比较完备了。经过许多次的测量，把实验数据与理论分析相结合，最后把问题解决了。这是解决矿山安全问题的一种手段。他的理论体系比较完整，是各个学科交叉的结果，所以，得到了中国科学院一些院士的支持和肯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