古往今来，长城一直被作为中华文明的象征，而被全世界范围的人们所认识与评价。

公元4世纪，古罗马历史学家阿米安·马尔塞林（Ammianus Marcellinus）在其著作《事业》中记载了中国的长城，将其描述为“有一用高墙筑成的圆城廓将赛里斯国（Seres）环绕了起来”。马尔塞林提到的“赛里斯”是古希腊和罗马对中国的称呼，意为“产丝之国”；“圆城郭”便是指长城。马尔塞林是目前为止最早记载长城的欧洲学者。

生于巴格达，到过中国沿海的马苏弟于955年撰成《税制考》一书，也明确记载了长城：“大地的最东方，乃中国和新罗国的边界，直到戈(Gog)和麦戈（Magog）的长城。”

自修筑伊始，长城不仅在中国本土成为不同阶层、不同族群长期关注的对象，而且被世界各地其他文明视作中华文明的象征，从而持续受到评价与解读，构成了物质长城之外的“观念长城”。

明清时期，朝鲜使节每年都要出使北京，被称作“燕行使”。燕行使行走的路线，沿着明辽东镇长城、蓟州镇长城一线的驿路。燕行使记录歌颂了长城的雄伟坚固。

在他们的笔下，辽东、蓟州长城地带虽然有战争，但这一地区同样也是汉人、蒙古人、满洲人、朝鲜人混居交融的地方，记载了长城地带社会生活的生动图景。

万历二十六年（1598年），朝鲜使节李恒福记载他们在去往北京的路上，遇到了一个蒙古使团，“辽人（汉人）居十分之八九，其中真鞑仅一二而已”。

万历三十年（1602年），朝鲜使节李民宬记载“隆庆和议”以后，“虏结幕于墙外，往来杂处，无复防禁”。

明清时期，西方耶稣会士开始进入中国，他们对于长城，从最初的耳闻到亲眼看见，经历了从想象到真实的变化。

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（Matteo Ricci）认为明朝修筑长城，“形成一道攻不破的防线”。1575年，西班牙奥古斯丁会修士马丁·德·拉达（MarDin de Rada），认为长城“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建筑工程之一”。1687年，法国耶稣会士张诚（Jean-François Gerbillon）来到中国。作为清朝与俄国在雅克萨战争后谈判的译员，张诚曾四次赴中俄边境，多次往返长城，他对长城同样充分肯定：“它确是世界上最惊人和非凡的工程之一。”

传教士通过写信、出书等方式，把长城的相关信息传递到了欧洲，引发欧洲人对于长城的普遍关注。

欧洲思想家、政治家对于长城的认知，大体而言呈现了一个从正面到负面的评价。这是由于欧洲人在获得传教士的信息之初，中国还在经济文化各方面领先于欧洲，因此欧洲人把中国作为一个开明繁荣、值得学习借鉴的文明；但伴随资本主义的发展，他们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古老文明，评价越来越低。由于长城是中国的象征，所获得的评价呈现了同样的轨迹。

欧洲思想家、政治家对于长城的认知，大体而言呈现了一个从正面到负面的评价。这是由于欧洲人在获得传教士的信息之初，中国还在经济文化各方面领先于欧洲，因此欧洲人把中国作为一个开明繁荣、值得学习借鉴的文明；但伴随资本主义的发展，他们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古老文明，评价越来越低。由于长城是中国的象征，所获得的评价呈现了同样的轨迹。